闻叶中丞复自洮州移镇甘肃奉寄 其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为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为为，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疗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

参考资料：

三十年来麋鹿踪，若为老去入樊笼。
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
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
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前半生浪迹江湖的自由生活和为名爵所累的矛盾；后四句写做官后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诗本愤世，但作者从自责出仕切入，谦和温婉，用典贴切，如同己出。

　　“三十年来麋鹿踪”一句概括了文征明前半生浪迹江湖的生活。苏轼贬黄州作《赤壁赋》云：“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种生活虽不富贵，但有淡泊自甘，闲适自在之乐。“若为老去人樊笼”一句则表现出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已经应试得官职，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强加，说明诗人人世出仕之心未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若有所失，想起像是背道而驰似的。显然，待诏翰林的文征明，这时已是悔恨代替了如意。觉得“老去人樊笼”，是办了一件错事，弄得前功尽弃。

　　“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二句以景语承上句抒慨，其间融入了范蠡和张翰的故事。一正用，一反用，诗人本来梦想如范蠡一样潇洒度日，却为名爵所羁，落得秋风万里，两鬓萧瑟。可见这一联全是虚拟之景。

　　“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二句继续写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是全诗警策所在。“远志”名义颇寓豪情，而其实只是一种“小草”，本无在山出山的区别。诗人用《世说新语》郝隆的名言巧妙地将此物名实分属，写作“远志出山成小草”。就综合了“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杜甫《佳人》），这两种意思，意言一念之差，可以使一个人的名节受到很大亏损。

　　“神鱼失水困沙虫”，与俗语“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同义。在庸俗势力的包围下，高尚没有用武之地。这两句既有对上层社会的厌恶，也有对个人失策的反省。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可见文征明待诏翰林的处境，比李白待诏翰林时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东方朔官至太中大夫，在朝廷其实也不顺心，只能自称避世金马门，多以诙谐调笑自遣。而诗人以白首待诏，似又不能如东方自寻开心，故末句云云。

　　读竟全篇，可见文征明在应试求职之前，曾对步人仕途有过良好的愿望，是抱着试一试的机会主义态度。殊不知官场比他所想要复杂得多，他便很快的失望了。这时已有进退失据之感。正是这种矛盾尴尬的状况，使他写成这篇言志感怀之作。诗中多用昔人故事，只因情与境会，故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
鼓柁湘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
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以太白譬梦阳，不仅因二者同姓，而且也以才德兼备而不见容于世相似。“愁予”一辞出自《楚辞·九歌》“目渺渺兮愁予”，大有“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愁思。杜诗接下去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句，言太白才高见嫉，被陷于小人。又于“魑魅”外想出个“鼋鼍”作对仗：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鼋鼍”偏义于后者即鳄鱼，那可是扬子江上要吃人的怪物。引入“鼋鼍”，便与“浔阳江”更为贴切。这“鼋鼍”和“魑魅”，都是比喻李梦阳周围的恶势力。它们围住他、窥伺他，是决不肯放过他的。作者同意朋友在信中的说法，也是希望他提高警惕，不要大意，担忧之色溢于言表。

　　后四句承上意转，进一步希望朋友作最坏的打算。看来问题还不太严重，最多是丢官归里。不过也不那么简单，还未能马上急流勇退。因为“魑魅”、 “鼋鼍”在逼近，在窥伺，欲速不达，只能步步为营，且守且退。“鼓柁襄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襄江流经襄阳，那是汉代隐逸汉阴丈人、庞德公，唐代田园山水诗宗孟浩然居住过的地方。阳羡是会稽的一块好地方，苏东坡词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

　　诗中“鼓柁襄江”、“买田阳羡”皆指归田。“应未得”、“定何如”亦互文，都是尚不能付诸实践之意。但诗人相信这一天会成事实，因李梦阳实际上是开封人，何景明系信阳人，两地距淮河、桐柏山不远，所以诗的结尾道：“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这个结尾表明作者也已厌倦官场黑暗，意欲退隐，不仅是为明哲保身，也是为远世全节的考虑。友人一旦丢官，交游定当锐减，而何大复本人坚定表示愿与卜邻，正是从道义上给朋友以支持。

　　全诗两句一意，极为疏朗。如纯从技巧角度而言，中两联上下句均似有犯复之嫌。试将颔联“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与杜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比较，前句两句十四字只一意，后两句十字具两意，其意象疏密之别显然。但从全诗着眼，则情真意挚，一气贯注，实不拘拘格律，不当以字句之工拙计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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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像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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